• 渡江战役:歼敌43万余人——解放战争经典战例

  • 发布时间:2017-09-27 15:57 浏览:加载中

  •   【交战时间】1949年4月20日~6月2日

      【交战双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白崇禧集团,以及海军海防第2舰队、江防舰队、空军4个大队等部

      【指挥将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汤恩伯、白崇禧

      【战果】歼敌43万余人

      ●“饮马长江”的时刻到了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决战的最后阶段。

      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淮海战役解放了华东大部,胜利在即;华北地区除北平、天津几座孤城外均已解放;西北一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也已解放,各解放区连成一片。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发展到400万人,士气高昂,装备得到进一步改善,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

      国民党军精锐被消灭殆尽,只剩下71个军227个师的正规军番号约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204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只有146万人。这些部队多是新建或被歼后重建的,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防御。国民党在中国的败亡命运已无可挽回。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响亮口号。蒋介石也发表元旦《文告》,发出了“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绝不萦怀”的哀鸣,并声称为“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而甘愿“引退”。

      1月5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评论《评战犯求和》,明确将蒋介石列为战犯,拒绝以蒋为谈判对手。而国民党内要蒋介石下台的呼声日益高涨。更为严重的是,美国人已然看出蒋介石对他们已无多大价值,开始在国民党内物色新的代理人。

      种种迹象表明:这次,蒋介石真的是走投无路,除了下台。

      但蒋介石是不会轻言认输,更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因为,他一生最大的兴趣就是追逐权力,对他来说最为痛苦的事莫过于失去权力。纵观其一生,他的性格确像一根高强度弹簧,千拉万扯也难改其顽韧的特性。

      21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在写下“冬日饮寒水,雪夜渡断桥”的诗句后,黯然神伤地离开总统府,回老家奉化溪口――这个他在政治上失意时总要回去的避风港,“归隐”去了。

      蒋介石走了,表面上像闲云野鹤,游山赏水,但他并非真的退而为山野之人,只不过是由前台转到了幕后。这和当年袁世凯削职回项城、段祺瑞下野回合肥一样,是职退权未退,退而不休。

      在奉化溪口,当蒋介石逗留在雪窦寺中,或流连于四明山林木泉石之间时,仍操纵着一切。虽然名义上下野,但他仍以国民党中央总裁的身份在幕后实际掌控着党政军大权,甚至比在南京时公务更繁忙更紧张了。

      在溪口小镇,蒋介石架设了七部电台,昼夜不停地作情报联络,继续进行军政遥控指挥,而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奔赴溪口请示总裁面谕的人也不绝于途。溪口小镇取代了六朝粉黛的故都南京而成为国民党新的政治中心,蒋介石也成为世界上最忙的“闲人”。

      “下野”对蒋介石来说早已不是第一次,也无所谓了,因为每次“下野”都成为他积蓄力量、东山再起的契机。当年蒋介石曾两度“下野”,尔后卷土重来。有过这两次经验,蒋介石认为自己还会第三次“复出”。为此,在“下野”之前,他要抓紧时间进行部署,为和毛泽东争夺长江以南,为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做好准备。

      按照蒋介石的设想,尽管东北、华北、华东已尽为共军所据,但他手中仍有最后一搏的本钱:70万美械装备的大军、占绝对优势的海空军力量和“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这足够阻挡共军南下的步伐,维系半壁江山,重整军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于是,蒋介石积极扩军备战,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江西省东部的军事,会同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指挥的部队组织长江防御。

      到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湖北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共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汤恩伯集团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地段上;白崇禧集团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间近1000公里地段上。同时,以海军海防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计有军舰26艘、炮艇56艘分驻安庆、芜湖、镇江、上海等地的长江江面,江防舰队主力计舰艇40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等地江面,沿江巡弋;空军4个大队300余架飞机分置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支援陆军作战。此外,美、英等国也各有军舰停泊在上海吴淞口外海面,威胁或伺机阻挠人民解放军渡江。

      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江,自西向东横贯大陆中部,历来被兵家视为天堑。下游江面宽达2~10余公里,水位在每年4~5月间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汛期,不仅水位猛涨,而且风大浪高,影响航渡。沿江广阔地域为水网稻田地,河流湖泊较多,不利大兵团行动。

      汤恩伯对守住长江天险信心十足,认为:“共军一贯不打阵地战,他们长于奇袭,我们天上有飞机,江上有兵舰,岸上有要塞,炮火优于共军,对民船偷渡不足为虑。”他除以一部兵力控制若干江心洲及江北据点作为警戒阵地外,以主力18个军54个师沿南岸布防,重点置于南京以东地区,并在纵深控制一定的机动兵力,企图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凭借长江天险,依托既设工事,在海空军支援下,大量杀伤其于半渡之时或滩头阵地;如江防被突破,则分别撤往上海及浙赣铁路沿线,组织新的防御。具体兵力部署是:

      以第8兵团指挥第55、第68、第96军防守湖口至铜陵段;以第七“绥靖”区指挥第20、第66、第88军防守铜陵至马鞍山段,第17兵团所属第106军位于泾县、宁国、太平地区为预备队;以第6兵团及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指挥第28、第45、第99军防守南京及其东西地区;以第一“绥靖”区所属第4、第21、第51、第123军防守镇江至江阴段,第54军位于丹阳、武进地区为预备队;以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第37、第52、第75军防守苏州至上海间。另以第9编练司令部指挥第73、第74、第85军和第18、第67、第87军共20余个师位于浙赣铁路沿线及浙东地区,担任第二线防御。

      防守湖口至宜昌段的白崇禧集团,以27个师担任江防,其中以主力第3兵团位于武汉及其以东至九江地区;以13个师位于长沙、南昌之间地区。

      长江,在历史上多次大动乱的时期都成为民族分裂的界河。1949年仲春,蒋介石集团仍希望它能成为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的天然屏障,但稳操胜券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坚信:这一次,长江不会再成为民族分裂的界河了!

      中央军委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统归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指挥,准备在5月汛期到来之前,由安庆、芜湖、南京、江阴之线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江苏、安徽、浙江省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同时决定,第四野战军以第12兵团部率第40、第43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由平津地区南下,归第二野战军指挥,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会同中原军区部队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为实现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总前委依据国民党军的部署以及长江中下游地理特点,于3月31日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于4月15日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敌,尔后向南发展,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占领江苏、安徽南部及浙江全省。其兵力部署是:

      以第三野战军第8兵团指挥第20、第26、第34、第35军,第10兵团指挥第23、第28、第29、第31军和苏北军区3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指挥。其中第34、第35军位于江北全椒、仪征、扬州等地并攻占瓜洲、浦口、浦镇,吸引和牵制南京、镇江地区国民党军;主力6个军由三江营(扬中以北)至张黄港(靖江以东)段实施渡江,成功后向宁沪铁路挺进,控制该路一段,阻击南京、镇江的国民党军东逃和上海方向的国民党军西援,并向长兴、吴兴方向发展,会同中突击集团切断宁杭公路,封闭南京、镇江地区守军南逃的通路,完成战役合围,尔后协力歼灭被围之敌。

      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指挥第21、第22、第24军,第9兵团指挥第25、第27、第30、第33军,共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芜湖以北)至枞阳段渡江,成功后以一部兵力歼灭沿江守军,并监视芜湖守军;主力迅速东进,会同东突击集团完成对南京、上海、杭州地区国民党军的包围,尔后各个歼灭被围之敌。第7兵团并准备夺取杭州。为求得中、东两集团行动上的协调,迅速合围南京、镇江地区守军,中突击集团过江后统归粟裕、张震指挥。

      以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指挥第10、第11、第12军,第4兵团指挥第13、第14、第15军,第5兵团指挥第16、第17、第18军及中原军区部队一部,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和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指挥,由枞阳至望江段实施渡江,成功后以1个兵团挺进浙赣铁路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控制该路一段,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主力沿江东进,接替第9兵团歼灭芜湖守军的任务,并准备参加夺取南京的作战。

      4月3日,中央军委批准了上述计划。为避免部队过分拥挤,17日,总前委决定西突击集团过江后,第3、第5兵团直出浙赣铁路沿线,第4兵团执行东进任务。邓小平、陈毅位于合肥以南的瑶岗,代表总前委统一指挥渡江作战。

      参加渡江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于3月初至4月初先后进抵长江北岸,开展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形势任务和新区城市政策纪律教育;侦察国民党军的防御部署、工事和长江水情、两岸地形;在地方党和政府的帮助下筹集、修理船只,到渡江前夕,共筹集各型木船9400余只,培训了数千名部队选调的水手;开展以强渡江河和水网稻田地作战为主要内容的战术、技术训练等。

      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原局的统一部署下,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竭尽全力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支前工作,仅随军参战的船工即达1万余名,临时民工达300万人,山东、苏北解放区还组建了16个民工团随军服务。与此同时,各兵团还以一部兵力拔除了枞阳、土桥、仪征、三江营等长江北岸国民党军据点10余处,从北岸控制了长江航道,为主力渡江开辟了道路。

      饮马长江的时刻到了。

      ●周恩来向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指出:长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

      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代总统,然而得到的却是一个一国三公、四分五裂的烂摊子。自称“从一位闲散的副总统于一夕之间变成‘日理万机’的国家元首”的李宗仁,上台伊始便陷入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

      原来,蒋介石前脚走,最高军事统帅部后脚就跟到了溪口,孙科的行政院则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而顾祝同、何应钦等一班党国干将要员干脆搬到溪口办公,在那里部署长江防御战。军机大事固然唯溪口之命是从,政府各部门一应事务也都要溪口点头,没有蒋介石的认可什么事也办不成。一时间,京沪杭公路上轿车川流不息,各方大员有事无事便往溪口跑。这样,李代总统被孤零零地扔在南京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更叫李宗仁大为光火的是,蒋介石将国库银圆美钞统统运到台湾,弄得这位李代总统在“执政”期间竟不名一文。

      尽管如此,李宗仁仍有信心,因为他背后有美国人的支持,手里还有一张“和谈”的挡箭牌。

      22日,上台伊始的李宗仁发布文告,宣称:“自今以后,政府工作目标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并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

      他还颇为自信地说:“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然而,这位李代总统忘记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失败者是没有资格谈和的。

      因为任何政治谈判都只是军事战线的延伸,从谈判桌上所能得到的东西,不会超过战场上所能得到的。国民党从战场上都得不到“划江而治”,难道从谈判桌上就能得到?

      李宗仁的最大愿望就是企图与共产党两分天下,划江而治。因此,上台伊始就积极筹备与共产党的“和谈”,借以延缓国民党政权的灭亡。同时加紧整顿军队,扩充实力,妄图与人民解放军隔江对峙,分庭抗礼。然而,这仅仅是他个人的天真幻想,蒋介石是决不答应的。

      李宗仁认为当前面临三大要务亟待处理:第一,要立即与中共联系,迅速举行和平谈判,结束内战。第二,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解放军渡过长江,求取光荣和平。第三,寻求美援,抑制通货膨胀。

      为此,李宗仁立刻致电宋庆龄、李济深以及张澜、章伯钧、张东荪等民主同盟和一些小党派的领袖们,想通过这些平素与他交善的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增加和谈的砝码,“庶几使中共不致毫无顾忌,而将此毫无意义的内战进行到底”。

      大大出乎李宗仁的意料,这些民主人士早就“无心再来烧国民党的冷灶了”。相反,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更为活跃,在香港的李济深等人纷纷前往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2月27日,李宗仁发表文告,表示愿意接受毛泽东主席在1月14日时局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并决定派刘仲容赴北平与中共接洽,商议和谈的事项。

      刘仲容,湖南益阳人,生于1903年。早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任李宗仁、白崇禧的高级参议。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曾多次前往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畅谈建设抗日民主统一战线问题,参与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于刘仲容与共产党联系密切,以至蒋介石、白崇禧甚至连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都视他是共产党员。

      刘仲容临行前夕,李宗仁亲自拟定了五项谈判要义:一是政府同意以政治方法解决国内一切问题;二是双方立即组织正式代表团恢复和谈;三是和谈期间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四是今后国家建设应遵循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军队国家化、人民生活自由等原则;五是今后外交方针应遵守平等互惠之原则。

      白崇禧面授机宜:“德公(李宗仁字德邻)任代总统后,国共双方都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争端,和平气氛有了,希望早日举行和平谈判;今后可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希望中共军队不要渡过长江。国军主力虽然部分被歼灭,但还有强大的空军、海军和数十万陆军,如果中共硬要渡江,是会吃亏的。而且,既然双方表示愿意和谈。如果中共过了江,打乱了摊子,那就不好谈了。”

      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对李宗仁的和谈要求十分重视,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接见了刘仲容。

      北平香山双清别墅里,毛泽东谈笑风生。两位湖南老乡亲热地问候寒暄了一番。话题很快转到和谈上,毛泽东首先询问到南京政府的动向。

      “依我看,南京政府有三种人,一种是认识到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已定,只好求和罢战,这是主和派;一种是主张‘谋和备战’者,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涉,和是为了赢得时间,准备再打,这是顽固派;还有一种人,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动摇徘徊,非常苦闷,这可以说是苦闷派吧。”刘仲容如实地回答。

      毛泽东轻轻点头表示赞许,笑着又问:“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怎样?”

      刘仲容继续说:“从历史上看,蒋桂多次兵戎相见,宿怨甚深。现在两家又翻了脸,彼此怀恨。李宗仁、白崇禧知道蒋介石是不甘罢休的,他们既要防范蒋介石的‘暗箭’,又怕共产党把桂系军队吃掉。在这种情况下,只好被迫主张和谈,以谋取‘划江而治’的局面。因此,白崇禧极力希望解放军不要渡江。他估计解放军能够抽出参加渡江作战的不过60万人,认为依据着长江天险以海陆空军固守,解放军想渡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白崇禧要我们不过江,这是办不到的。”毛泽东的回答斩钉截铁。

      毛泽东吸了口烟,然后接着说:“我们能用于渡江作战的解放军不是60万而是100万,另外还有100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团,我们的民兵是有战斗力的。等我们过了江,江南的广大人民都拥护我们,到那时共产党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这是白崇禧没有估计到的吧。”

      谈话从晚上8时一直到第二天凌晨3时才结束。

      4月3日晚,毛泽东再次接见了刘仲容。会谈中,毛泽东要刘仲容返回南京,继续对李宗仁、白崇禧做工作,争取他们在此重要历史时刻,认清形势,向人民靠拢。

      毛泽东说:“白崇禧是喜欢带兵的,他的桂系部队只不过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时,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对国家也有好处嘛。”

      “白崇禧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大军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也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又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刘仲容:“你看,我们是不是煞费苦心呢?之所以这样做,不是我们没有力量打败他们,而是让人民少受点损失。”

      刘仲容十分真诚地说:“这样安排,对他们是仁至义尽了。”

      坐在一旁的周恩来补充道:“此次去南京,总的原则是:他们同意我们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那是不行的。对他们讲清楚,不要以为我们过了江会孤立,广大人民是站在我们这边的,群众是拥护我们的。”

      就在刘仲容到达北平后,3月12日,南京政府正式公布何应钦为行政院院长。两天后,以“停战谋和”为号召的何应钦内阁宣告成立。

      在第一次政务会议上,首先议决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内定邵力子、张治中、章士钊、黄绍�f、李蒸为和谈代表。21日又增加刘斐为代表。

      为防止国共在和谈代表人员上发生分歧,李宗仁派黄启汉将名单抄送齐燕铭转报中共中央,未有异议后才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上通过并宣布: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f、章士钊、刘斐、李蒸,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

      26日,中共中央宣布成立和谈代表团,周恩来为首席代表,成员有林伯渠、林彪叶剑英和李维汉(后又加派聂荣臻),以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所列八项和平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自4月1日起在北平开始谈判。

      4月1日,南京政府代表团乘“空中行宫”号飞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开始了北平和平谈判之旅。

      此后几天里,双方代表开始接触,进行个别交换意见。为争取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人民解放军数度推迟渡江时间。

      5日,刘仲容返回南京,立即面见李宗仁,向他一五一十地报告了此次北平之行的经过,并如实地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

      接着,刘仲容把一张报纸递给李宗仁。那是当天出版的《人民日报》。

      “这是我特意从北平带来的。这篇文章很重要,它表达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明了方向。”刘仲容指着头版一篇名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社论解释道。

      李宗仁认真地看完了文章,一言不发,重重地叹了口气。

      8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接见张治中,就谈判的有关事宜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会谈。

      当晚,张治中打电话向李宗仁报告和谈情况:关于战犯问题,中共已做出了让步,毛泽东表示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关于惩治战犯问题,中共也做出了较大的让步,在和平协定上改写成: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诚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争罪犯,给宽大处理。此外,毛泽东对南京方面特别是李宗仁代总统目前的处境和困难,表示谅解。关于和谈方案,毛泽东表示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正式谈判就比较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则更好。

      接着,张治中向李宗仁请示:代表团一致认为中共方面已做出了极大的让步,但在解放军过江的问题上却没有丝毫的改变。能否接受这个和平协定?

      听到此,李宗仁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下子被浇上了一瓢冷水。这样看来,和谈成功是非常渺茫的。因为中共坚持要过江,而这一条连他的亲信白崇禧都不能接受,更何况蒋介石了。于是,他再三强调要张治中在谈判中继续坚持“就地停战”、解放军不渡江、不追究战争责任等要求。

      12日,国共双方代表个别商谈结束,各方面问题基本谈清。

      13日晨,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所拟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到张治中手上,并通知当晚9时开始第一次正式会议。

      这份《草案》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的,是在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原则的基础上,分别列出具体条款。张治中回忆到:

      当时我一口气把它看完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第二个感觉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我事前也明知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是由于自己主观上对和平的痴心妄想所驱使,仍然期望“奇迹”一旦会出现。现在是完了,在我当时尚且认为“苛刻”些的条款,在国民党反动派又岂有接受的可能?

      果然,当张治中召集各代表、顾问和秘书长研究这份《草案》时,大家面面相觑。在他们看来,这哪里是什么和平协定,分明是“招降书”和“判决状”。与南京政府要求的“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条件,相距十万八千里。但事已至此,代表团并无别途可求,只有硬着头皮谈下去。

      当晚,国共和谈代表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周恩来作《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说明,并重申了中共对这个草案所持原则。张治中表示愿意就中共所提草案再加研究,并将提出修正案。

      14日晚,张治中将南京政府代表团修改的《草案》交给周恩来。

      15日晚7时,周恩来交给张治中《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通知当晚9点仍在勤政殿举行第二次会议。

      会上,周恩来指出:经过第一次正式会议后,我和文白先生(张治中字文白)就协定草案全部内容要点再度具体交换了意见。我们对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的许多修正意见,凡是与推进和平事业有利,与中国人民解放有利的,都尽量采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凡是我们觉得应该妥协的,已尽量妥协。在这样原则下,拟定了这个定稿。

      周恩来再三说明这是不可变动的定稿,在本月20日以前,如果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大军就马上过江。并指出:长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

      一个多小时后,会谈结束了。南京政府代表团回到住处,又连夜开会研究,决定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签字权还是在南京政府,于是又决定派黄绍�f和屈武二人于次日带文件飞回南京复命,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这个得之不易的和平协定。

      16日,李宗仁召集桂系核心人物开会研究。

      会上,李宗仁首先作了悲愤激昂的讲话。他对黄绍�f说:“你回北平告诉张文白,叫他向中共代表团力争取消逮捕战犯这一条,我愿意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去北平负荆请罪。内战罪责,由我一人承担,但不要再追究国民政府所属的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过。其他条款我们都愿承认,并认真执行……”

      在“解放军过江”这一关键问题上,李宗仁仍是举棋不定

      然而,手握重兵的白崇禧早已下定“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心,同黄绍�f围绕签字与否,激烈交锋,结果双方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李宗仁坐在一旁,听由双方争吵,一言未发。他心里明白,如果他表示同意,就会同军方发生冲突。只要仍在幕后操纵的蒋介石一句话,就会把他哄下台,甚至有生命之危。如果他不同意,则是自食其言,失信于民。退一步说,即使他批准代表团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也不能保证贯彻实施。

      思前想后,李宗仁还是不敢接纳和议,只得将签字权推给了“和谈指导委员会”。同时,为了免受蒋介石迫害,他又派张群携带《国内和平协定》到溪口给蒋介石过目。这实际上等于拒绝签署和平协定。

      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

      果然,蒋介石看后,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当即指示李、何二人不能接受。

      20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正式复电,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

      ●“钟山风雨起苍黄”

      国共和谈破裂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立即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将士“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随即发起渡江作战。

      20日晚,夜黑风高,宽阔的长江江面上黑沉沉的,什么也看不见,整个长江两岸处于开战前的异常寂静中。

      午夜时分,中突击集团第一梯队第24、第25、第27、第21军,在裕溪口至极阳镇100多公里的江面上,分乘数千只木船,乘夜幕扬帆起航。

      时逢西北风,船借风力,千帆竞发,万桨击水,劈波斩浪,飞向南岸。先头船距南岸约300米时,国民党军才发觉,匆忙打炮拦截。

      顿时,江面波汹浪叠,水柱冲天。早已严阵以待的人民解放军炮兵群立即以雷霆万钧之势齐轰对岸,敌军阵地随即陷入一片火海,火光映红了夜空。

      第27军第一梯队在荻港至旧县之间登岸,一举突破国民党第88军防线。第79师第235团1营3连5班所乘木帆船,首先在夏家湖附近登上南岸,成为百万雄师中的“渡江第一船”。

      听到开船命令后,憋足了劲儿的三连五班犹如一支离弦之箭,“嗖”地冲了出去,旁边的船以为战斗已经开始,也纷纷划桨开船。霎时间,全团上百条大船,黑压压一片,悄无声息然而又气势如虹地冲向江心,三连五班的船一马当先,眼看就要到达南岸,这时敌人发觉了,大炮、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子弹嗖嗖的身旁上下乱飞,船老大中弹负伤,船头一扭,竟顺水下流去。在千钧一发之际,班长刘德翠一把抓起船舵,又把船转了回来。船老大忍着剧痛急忙跑过来大叫:“班长你快去指挥战斗!掌舵是我的事!”转眼之间,船靠拢了南岸,岸边是二三米高的土崖,刘德翠指挥大家下船架梯并自己率先登上了梯顶。登岸时由于他用力过猛,梯顶钩子滑脱,梯脚陷进淤泥中。紧急关头,李世松弯腰抓住梯子底部猛地向上一提,一下子把梯子扛在自己肩上。全班战士就这样登上了岸,成为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

      按照过江信号规定,登岸部队立即点灯报信。这时,数十里长江南岸上,红灯闪烁,宛如璀璨群星。先遣渡江大队也按预定要求,在山头、高坡燃起一堆堆簧火,把胜利的捷报飞传大江南北。

      登岸部队如猛虎下山,迅速突破鲁港(芜湖西南)至铜陵段国民党军江防阵地,连续打退守军的多次反击,巩固了滩头阵地,尔后向纵深发展攻势,至21日,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

      国民党军芜湖以西地段的长江防御被人民解放军突破后,汤恩伯如热锅上的蚂蚁,于21日慌忙赶到芜湖部署堵击,急令第99军前往增援。

      但于事无补,第99军进抵宣城,第20、第88、第55军等部已放弃江防阵地,在一片混乱中仓皇撤逃。第99军旋即向南逃去。渡江中路集团随即部署追歼逃敌。

      正当汤恩伯在芜湖忙于部署堵击时,人民解放军东、西两突击集团发起强大的渡江作战。在长达500多公里的江面上,炮吼枪鸣,火光烛天,万船竞渡,人人争先。

      21日晚,东突击集团第一梯队第23、第28、第29军展开于龙稍港(泰兴西南)至张黄港段,在天生港(泰兴以南)等地突破守军防御。

      22日3时,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江阴要塞守军7000余人起义,活捉要塞司令戴戎光,控制了炮台,并掉转炮口,轰击国民党守军和江上舰艇,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

      第23军的攻击正面是蒋介石嫡系第45军,全部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22日凌晨,第23军前锋在潘墅镇、师姑墩一带与第45军第291师遭遇,当即向敌发起勇猛冲击。经两个多小时激战,击垮该敌,击毙敌师长。至22日中午,第23军相继攻克坪塘、石庄、徐墅、磺土、百丈镇等地。

      第29军登岸后,奋力打退敌第21、第123军的多次反扑,歼敌1个团,控制了张家港至黄山沿江阵地。22日上午,挺进至南闸、云亭、周庄一线。

      第31军于21日午夜尾随第29军南渡。22日下午,攻占江阴县城。守敌第21军闻风而逃。第31军主力疾速向常州攻击前进。

      至此,第10兵团建立了以江阴为中心的东西50余公里、南北10余公里的滩头阵地,并继续向纵深发展。

      在第10兵团南渡的同时,第8兵团各军也展开了渡江作战。

      21日20时,第20军自泰兴西北龙窝口至永安洲段起渡,强攻扬中。因逆风逆浪,大部分船只未能按时起航,只有两个营船队于22时30分登岸成功。扬中守敌约3个团,由第51军第41师统一指挥。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登岸分队大胆沉着,英勇顽强,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守住了登岸点。

      至22日凌晨,第20军又有4个团登岸,随即发起全面进攻。守敌见大势已去,慌忙撤逃江南。22日中午,扬中县解放。23日,第20军全部渡过长江。第26军也于22、23日尾随第20军渡到江南。

      第34军于22日由仪征至扬州段渡江,在炮火掩护下,先后攻占北新洲、瓜洲。次日,直插镇江,镇江守敌撤逃。

      第35军于21日零点分别向江浦县城和浦镇守敌发起攻击。战至天明,攻占江浦县城,全歼守敌1个团;同时扫清了浦镇的前沿阵地,重创守敌1个团。21日上午,第35军重新调整部署,以一部兵力从浦镇东面进攻,威胁敌之侧背;主力在浦镇北面强攻,与敌进行逐点、逐线、逐堡的争夺。经过10多个小时激战,攻取了敌主要阵地。22日晨,守敌第28军害怕被全歼,慌忙南逃,浦镇、浦口随即解放。第35军搜寻船只准备南渡。

      西突击集团也于21日晚在预定地段突破守军江防阵地,控制了宽100余公里、纵深5~10公里的滩头阵地,于22日占领彭泽、东流等地,并解放安庆。主力乘胜向纵深发展,割裂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联系。

      担任策应任务的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在分别攻取荆门、汉川、浠水、黄梅等地后,继续向长江北岸挺进,有力地牵制了白崇禧集团,保障了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右翼安全。

      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停泊在镇江附近江面的4艘英国军舰公然炮击长江北岸的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人民解放军当即以炮火猛烈还击,击伤其旗舰“紫石英”号,后4艘军舰相继逃往上海。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严正申斥了帝国主义的这一侵略行径,并要求英、美、法等国在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海、领土、领空,表达了中国人民保卫主权的决心。

      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汤恩伯惊惶失措。为逃脱沿江一线部队被分割围歼的命运,以图在浙赣线和上海地区组织新的防御,汤恩伯秉承蒋介石旨意,于22日下午匆匆下令全线撤退:芜湖以西的部队向浙赣线退却,芜湖以东、常州以西的部队向杭州退却,常州以东的部队向上海退却。

      23日清晨,在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李宗仁仓皇逃离南京,乘专机飞往桂林。

      此时此刻,李宗仁心情凄凉无比,“默坐机上,只闻机声隆隆,震耳欲聋,除此之外,则又似万籁俱寂。瞻前顾后,不觉百感丛生,悲愤无已……”

      树倒猢狲散。国民党留在南京的政府官员纷纷逃向广州、桂林等地。

      人民解放军除组织第二梯队继续渡江外,主力向国民党军防御纵深发展攻势,继续扩大战果。东突击集团主力相继解放丹阳、常州、无锡等城,切断了宁沪铁路,并争取了国民党海军海防第2舰队司令林遵起义。

      林遵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其父林朝曦曾供职于北洋海军,并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其舅也在海军供职,可谓海军世家。受祖辈的影响和家庭的熏陶,林遵从小就树立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并对海军情有独钟。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认为林遵从小受家庭的影响和熏陶,思想进步,素有民族气节,对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很是不满,有争取其起义的可能。如果在解放军渡江前夕争取林遵起义成功的话,意义不同凡响,既可以瓦解国民党长江防线中的水上“钢铁堡垒”,加速渡江战役的胜利进程,又可以为组建新中国的海军创造条件。于是积极展开了争取林遵的工作。

      正在西柏坡指挥淮海、平津战役的毛泽东,极为重视此事。在毛泽东眼中,像林遵这样具有民族大义的国民党军将领,只是由于跟随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使他们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难以实现。一旦脱离了国民党,转向人民一边,他们的才智就可以充分得到发挥,为祖国和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

      经过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努力,林遵终于决定率舰队举行起义。4月,林遵派人秘密到上海向地下党汇报起义准备情况,决定配合大军渡江,就地起义。

      4月23日,南京东北笆斗山江面。

      国民党海军海防第2舰队官兵1271人,舰艇30艘,在林遵率领下举起义旗,宣布投向光明。这是解放战争中最大的一起国民党海军的集群起义。

      当晚,第35军在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的接应下,于23日晚开始渡江,进入南京市区。24日凌晨,第35军第104师第312团首先进占总统府,将红旗牢牢插在总统府的门楼上。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第35军是由在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军整编第96军吴化文部与华东野战军鲁中南纵队合编而成的,吴化文任军长。由原国民党将领率部终结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这是蒋介石做梦都想不到的。

      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22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消息传来,毛泽东兴奋不已,笔走龙蛇,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七律――《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皇,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在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渡江作战的同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占领武汉以东以西的黄梅、浠水、汉川等地,有力地牵制了白崇禧集团,保障了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的翼侧安全。

      人民解放军一举突破长江天险后,总前委依据沿江国民党军全线南撤的情况,迅速调整进攻部署,令第三野战军除以第8兵团部率第34、第35军担任镇江、南京地区的警备任务,以第10兵团第29军东进占领苏州并向上海方向警戒外,主力在粟裕统一指挥下分别沿丹阳、金坛、溧阳及太湖西侧和南陵、宣城、广德之线向长兴、吴兴(今湖州)地区疾进,完成战役合围,歼灭由南京、镇江、芜湖地区南逃的国民党军,第7兵团并准备夺取杭州。同时解除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沿江东进的任务,改为与第3、第5兵团并肩向浙赣铁路沿线挺进,追歼逃敌,控制浙赣铁路,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保障第三野战军作战的翼侧安全,另以第10军担任安庆、芜湖地区的警备任务。

      各部队接到命令后,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不顾疲劳,不待重火器和辎重到达,顶风冒雨,日夜兼程,猛打猛追。

      有的部队连续四五天急行军,没有很好休息,一天只能吃上一两顿饭,体力消耗很大。有的战士累得实在不行,就边行军边打瞌睡。撞到树上的,跌倒田里的,掉进河里的,时常发生。再加上雨淋衣湿,患感冒的,腹泻的,脚打泡的,也日渐增多。但是,没有人叫苦叫累,大家只想早一点包住敌人,多歼敌人。

      4月26日,第9兵团主力通过广德;第10兵团进抵天王寺、宜兴一线,并在溧阳以西、以南地区歼国民党军第4、第28、第51军各一部。

      国民党军在人民解放军的多路追击下,早已成惊弓之鸟,不敢再沿宁杭公路南逃,改由宜兴以西山区直下郎溪、广德,企图由此突出重围,直趋杭州。

      27日,第10兵团第29军进占苏州。第三野战军主力会师吴兴,将国民党军第4、第28、第45、第51、第66军等5个军包围于郎溪、广德之间地区,经两天激战,将其8万余人全部歼灭。

      攻取杭州,是京沪杭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杭州南郊的钱塘江大桥,当时是铁路、公路两用的东方第一大桥,是连接沪杭公路、浙赣铁路的交通枢纽。

      在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向南推进时,何应钦匆匆乘飞机赶到杭州,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岳、杭州市长俞济民等密谋后决定:“在共军逼近杭州之前,炸毁大桥”,以阻滞人民解放军南进。

      为粉碎敌人阴谋,第7兵团第21、第23军顶风冒雨,历尽艰辛,越过层峦叠嶂、道路陡峭的天目山区,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抢占钱塘江大桥,保住了南下的重要通道。

      5月3日,杭州解放。随后向浙赣线奋勇前进,在皖南游击队的策应下,经屯溪、婺源、乐平等地,相继占领浙赣铁路沿线的贵溪、上饶、衢县、金华等地,并在追击作战中歼国民党军第68、第88、第106、第73军各一部。

      7日,第3兵团一部与第7兵团一部在诸暨会师,控制了浙赣线东乡以东地段,完全割断了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之间的联系。

      期间,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占领孝感、黄陂,逼近武汉。至此,渡江战役第二阶段任务胜利完成,歼灭了国民党军大批有生力量,使蒋介石、汤恩伯在浙赣线山区组织纵深防御的图谋彻底破灭。

      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依据战局的发展,决定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向浙江东部和南部进军,解放浙江省;第8兵团一部兵力继续担任南京、镇江地区警备,并肃清溃散于苏浙皖边界地区国民党军的任务;第9、第10兵团并指挥第8兵团一部攻取上海。以第二野战军们于浙赣铁路金华至东乡段休整,策应第三野战军夺取上海,准备对付美、英等国可能的武装干涉,并以一部兵力向福建北部、江西中部进击,视机进占南昌。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在武汉、九江间待机渡江,占领武汉三镇。

      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至27日,驻守上海的汤恩伯集团20余万人,除约5万人经吴淞口登舰逃跑外,第51、第37军和5个交警总队全部及第123、第21、第12、第75、第52军大部共15.3万余人被歼灭,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回到了人民手中。

      上海战役期间,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在浙东、浙南游击队的配合下,解放了宁波、奉化、镇海、温州、临海、黄岩等城市和广大地区。

      第二野战军一部解放江西南城和福建建阳、建瓯、南平等地;另一部为策应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的渡江作战,进至江西丰城、樟树(今清江)一线,并于22日占领南昌。

      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于5月14日开始举行汉浔间渡江作战,从武汉至九江间横渡长江。15日,争取了国民党华中军政副长官兼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率2万余人在贺胜桥起义,17日解放华中经济中心武汉。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渡江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合围并歼灭其重兵集团。人民解放军伤亡6万余人,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部、46个师共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为尔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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