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超的故事与评价——前世之跋来世之序

  • 发布时间:2018-01-02 21:04 浏览:加载中
  • 梁启超

    第一节


      生活在波谲浪诡、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作为一个孜孜不倦的社会改良者,一个矢志不渝的宪政理想社会探索者,他无视周遭生死险困,闲看身边危机四伏,历经磨难,筚路蓝缕,始终怀着振衰救敝的爱国之心,以笔为旗,奔走呼号。

      最终,他以伟岸的文化与思想双重导师身姿,屹立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文化天空,他的声音回响在整个晚清与近代,不仅演化为对漫长中国封建社会的摧枯拉朽之声,还演绎为“五四运动”的恢宏前奏。

      黄遵宪称他的文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下:“我们都经历了思想上一种激烈变动,都自命为‘新人物’了……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第一就是他的《新民说》。”

      钱基博在公元一九三〇年说:“迄今六十岁以下四十岁以上之士大夫,论政持学,殆无不为之默化潜移!”

      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也说:“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朝宣一纸,暮布四方。

      这就是人类思想导师的迷人魅力。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新会人。生于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年,卒于公元一九二九年。

      他在《三十自述》里如此描述自己的出生之年:“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其时,资本主义大潮开始向全球涌动,西方列强以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所铸成的强大实力为后盾,为了攫取财富,极力将触角伸向世界每一个角落,整个世界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同样是在美国的坚船利炮撞击下,掀起了革新浪潮。德川幕府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其封建阵营开始出现分化,中下级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势力,要求“尊王攘夷”。以公元一八六八年建立明治天皇政府为标志,日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在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革命。明治维新使得日本伴随世界发展的潮流走向了近代化,并迅速跻身于强国之列。

      但在作茧自缚、闭关锁国的满清政府治下的中国,却在经历了两次惨痛的鸦片战争,不断割地赔款,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依然故我,畏缩不前,与整个世界的步伐已经大大拉开距离。

      一些忧虑民族危亡,关心国家前途,试图御侮自强的有识之士,因此开始猛然觉醒。他们惊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高呼“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积极投身于洋务运动。

      梁启超就出生在这个纷乱扰攘的时代,在珠江三角洲南端的一个渔岛,新会茶坑村。

      这里地理条件很特别。《新会县志》说:“一日之间,雨晴寒暑,顷刻则易。夏秋之间,时有飓风,或一岁数发,或数岁一发。又有石龙风,其作则黑云翔海,猝起俄顷。”特殊的多变天气,使得生于斯长于斯的岛民,形成了善于应变、临危不乱的特殊地域性格。正是这种性格,才使得成年后的梁启超于急风骤雨中行度不改,啸傲驰骋,无所忌惮。

      提到新会,不能不想起同样诞生于此的明代大儒陈献章。

      陈献章治学追求学者心灵洒脱空旷的审美至境:“舞雩三三两两,正在勿忘勿助之间,曾点些儿活计,被孟子一口打并出来,便都是鸢飞鱼跃。”在内,讲究曾点活计、鸢飞鱼跃,通过静中涵养而直达天理;在外,追求激励节操,报效社会,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外王”目的。这既是陈献章的学术特征,也是他的学术理想。

      陈献章的“江门之学”,对明清之际的广东学风延宕久远,影响极大。无疑,这一学术特征又会跨越数百年的月光路,潜移默化在梁启超身上。

      梁家不是一个翰墨世家。梁启超的祖父只是个“援例捐作附贡生”,靠掏钱才买来的秀才,父亲更是个没有任何功名的私塾先生。然而,就是从这样的家庭里,走出了一代大师梁启超。

      明月之珠,生于蚌蜃,周之圭臬,生于垢石,大蔡神龟,出于沟壑。英雄不问出处,信哉。

      少年聪慧特达的梁启超,五岁开读《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便能缀千言。据说,八岁的他登临家乡的凌云塔,已经写下了如此恢宏壮丽、尽放襟抱的诗篇:“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为何多变幻,此理无人识。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搔首独徘徊,此理终难得。”

      天才总是相似的。王阳明十一岁路过金山寺时吟道:“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拿来与八岁的梁启超的这首诗作对比,不难看出二诗共同呈现了作者少年多思、英毅凌迈与深藏其中的经天纬地之志。

      带着他的光荣与梦想,梁启超十二岁时即考中秀才,补为博士弟子员。这位少年神童的才学,令广东学政叶大焯惊喜不已、赏识有加,认为足可以与历史上的吴祐、任延等媲美争雄。凭借秀才资格,公元一八八七年,梁启超进入名噪一时的广东五大书院之首——学海堂,受教于石星巢先生的训诂考据学,从此“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

      公元一八八九年,十七岁的他参加广东乡试,又以第八名的骄人成绩考中举人。主考官李端棻认为他“国士无双”,毅然将妹妹李蕙仙嫁于梁启超。

      而此时,在北京乡试落第、上书无音的康有为,打发了一番“上书惊阙下,闭户隐城南。洗石为僮课,摊碑与客谈”的无聊时光之后,正郁闷而落寞地行走在南归的路上。

      历史,在暗暗推动两个人的身影往一起靠拢。

    第二节


      梁启超是个典型的矛盾集合体。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以无比坦诚之心自我揭发:“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而且“太无成见”,认为这是自己“生性之弱点”。

      依弗洛伊德心理学分析,一个天性单纯,不满现实,有着远大理想和政治抱负,同时又绝不自以为是,时刻追寻善道仁途的人,会在自己心中形成两个性格迥异、意见相左的自我,相互否定,彼此争执。在这个二维力场中,人会因天真而轻信,也会因求新而善变。

      梁启超说:“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他总在“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有意思的是,康有为也有句自我认定:“吾学三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从中透露的其个人性格恰恰与梁启超相反,是刚愎自用,极端自负,固执己见。

      然而,就是这样两个性格极端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人,却走到了一起。

      一个极偶然的机会,“学海堂”同窗陈千秋对梁启超说:“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

      要知道,此时的梁启超已经是举人,而康有为还仅仅是个监生。但这对梁启超构不成问题,孔子早就倡导“以多问于寡”,“以能问于不能”,见贤则思齐。于一个真正的学人来说,他只尊敬学问与真理,而无视身份及地位的落差。宋朝时进士及第后的石介,不就屈身拜尚为布衣的孙复为师吗?

      这中间真正的原因却是,博通经史,系统接受括帖、章句、考据等传统学问的梁启超,此时深刻发现在国家衰亡之际,这些旧学显得是那么无能为力,那么于事无补,那么干瘪而空洞。以传统举业为学术的学者们,表现出的则是巨大的无知,“其六艺未卒业,四史未上口,五洲之勿知,八星之勿辨者”,他们只知埋头苦为举业,不问民瘼苍生。放眼望去,举目之内,所谓的学问家,“蠢陋野悍、迂谬猥贱”。他们苟且偷生,不思进取,使得“中国四万万人之才、之学、之行、之识见、之志气”,悉数消磨败坏于这种教育理念之下。

      所以,当见到“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的康有为,聆听罢他激情四射的抨击现状的见解,感受其倡导变法改制、极言求新向变的新思想之后,梁启超顿时被强烈震撼,如醍醐灌顶,大梦方觉。

      他后来这样回忆初见康有为时的情景:“我以少年科第,又对当时名流所推重的考据、词章之学颇有所知,故沾沾自喜。康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将数百年无用旧学,一一辩驳,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我初闻其说,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立刻尽失去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一夜不能入睡。”

      可以想见,康有为的人格魅力与语言感召力是何等巨大!在十八岁青年梁启超的心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狂澜!梁启超又是带着怎样惊喜交加的激动与不安的心情,度过了初见康有为的兴奋之夜!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梁启超在“且惊且喜”之外,还有着“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的复杂心情。陡然相见,惊喜交加中的他怎么会有怨艾,有疑惧?又为何会产生这种思虑呢?

      仔细分析一下,应该说是康有为激进变革、摧枯拉朽的全新思想与政见,让闻所未闻的梁启超耳目一新,并为之振聋发聩,故而“且惊且喜”;而康有为菲薄考据而不知身入考据末流,不思量汉、宋学之异,也不曾细究《公羊》家法,纯任主观,妄发己议的学问功底,却让此时已淹贯经史、深明考据汉学的梁启超,又不得不“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乃至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日后,梁启超多次表达了对乃师的无比钦服与尊敬,但这些话语中,只见他对康氏在政治领域的果敢与超前精神深表赞佩,但对康氏学问却从来没有加以赞许,反而屡屡有客观的批评。

      康有为澎湃的政治激情,点燃了梁启超崇高的政治理想,在此时的梁启超看来,这就是最大、最有用、最刿切现实的救世之学。何况,在传统经学中,梁启超已经成为儒学大师,而且因旧学不救时弊而对之产生逆反心理,因而“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他,离开“学海堂”,拜在康有为门下,无比虔诚地做起了康门弟子。

      自此,梁启超紧紧追随在康有为周围,并将二人的名字镶嵌一处。

      “康梁”,成为一个辞藻,或曰政治组合,闪耀在了十九至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文化舞台。

    第三节


      年轻的梁启超,举着一杆如椽大笔,以恭敬弟子、亲密助手、忠实拥趸三种姿态,相伴在康有为的身旁。

      公元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当日军步步进逼、攻占大连之日,北京却正是耗费国库岁收的一半,为慈禧大办万寿庆典之时。“政以贿成,大官化之,惟事娱乐……政俗之污坏,官方之紊乱,至是岁为极。”

      次年七月,康有为、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当考完候榜之时,《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正好传来,举国为之震惊。首先,一大批政界要员起而反对,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六部等官员开始大规模联名上书。受他们影响,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的参加会试的举子们,也纷纷联名上书抵制签约。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故事)
    微信公众号
历史追学网

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

iis7站长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