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宋朝的盛世——宋真宗时期,宋朝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 发布时间:2017-11-15 09:09 浏览:加载中
  •   宋太宗驾崩后,李皇后和宦官王继恩等企图立元佐为帝。幸亏宰相吕端处置得当,赵恒才顺利即位,庙号真宗。宋朝也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1.澶渊之盟


      辽朝欺侮宋朝无能,多次进犯边境。到宋太宗的儿子宋真宗赵恒即位后,原准备拜毕士安为相,问毕士安还有谁可以和他同时出任相职。毕士安表示:“寇准忠义双全,善断大事,非臣所及也。”真宗说:“我听说寇准个性过刚,喜欢意气用事。”毕士安却说:“寇准为国而忘身,秉正而嫉邪,所以一般朝臣都不喜欢他。但是今天边疆威胁日重,最需要像寇准这种人才,俾能卫护国家的安全。”

      寇准在宋太宗时期担任过副宰相等重要官职,他的正直敢谏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寇准上朝奏事,触犯了宋太宗。宋太宗听不下去,怒气冲冲站起来想回到内宫去。寇准却拉住太宗的袍子不让走,一定请太宗坐下听完他的话。宋太宗拿他没有办法,后来还称赞他说:“我有寇准,就像唐太宗魏征一样。”但是正因为他为人正直,得罪了一些权贵,后来被排挤出朝廷,到地方去做知州。这一回,宋真宗看到边境形势紧急,才接受大臣的推荐,把寇准召回京城。

      公元1004年,辽朝萧太后、辽圣宗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前锋已经到了澶州。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到朝廷。寇准劝真宗带兵亲征,他认为只要真宗亲自带兵出征,鼓舞士气,一定能打退辽兵;并且说,如果放弃东京南逃,人心动摇,敌人就会乘虚而入,国家就保不住了。宋真宗听了寇准一番话,也壮了胆,决定亲自率兵出征,由寇准随同指挥。

      大队人马刚刚到韦城,听到南下辽军兵势强大,一些随从大臣吓坏了,趁寇准不在的时候,又在真宗身边唠叨,劝真宗暂时退兵,避一避风头。宋真宗本来很不坚决,一听这些意见,动摇起来,又召见寇准。宋真宗对寇准说:“大家都说往南方跑好,你看呢?”寇准严肃地说:“主张南逃的都是懦弱无知的人。现在敌人迫近,人心动荡。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如果前进,河北各军士气百倍;如果回兵几步,那么全军瓦解,敌人紧紧追赶。陛下想到金陵也去不成了。”宋真宗听寇准说得义正辞严,没话可说,但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定不下主意。寇准走出行营,正好碰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寇准冲着高琼说:“您受国家栽培,该怎么报答?”高琼说:“我愿以一死报国。”寇准就带着高琼又进了行营,重新把自己的意见向宋真宗说了一遍,并且说:“陛下如果认为我的话不对,请问问高琼。”高琼在旁边接着说:“宰相说的话是对的。禁军将士家属在东京,都不愿南逃。只要陛下亲征澶州,我们决心死战,击败辽兵不在话下。”宋真宗还没开口,寇准紧接着又逼了一句说:“机不可失,请陛下立刻动身!”在寇准、高琼和将士们的催促下,宋真宗才决定动身到澶州去。

      这时候,辽军已经三面围住了澶州。宋军在要害的地方设下弩箭。辽军主将萧达览带了几个骑兵视察地形,正好进入宋军伏弩阵地,弩箭齐发,萧达览中箭丧了命。辽军主将一死,萧太后又痛惜又害怕。她又听说宋真宗亲自率兵抵抗,觉得宋朝不好欺负,就有心讲和了。

      澶州城横跨黄河两岸。宋真宗在寇准、高琼等文武大臣的护卫下,渡过黄河,到了澶州北城。这时候,各路宋军也已经集中到澶州,将士们看到宋真宗的黄龙大旗,士气高涨,欢声雷动。萧太后派使者到了宋朝行营议和,要宋朝割让土地。宋真宗听到辽朝肯议和,正合他的心意。他找寇准商量说:“割让土地是不行的。如果辽人要点金银财帛,我看可以答应他们。”寇准反对议和,说:“他们要和,就要他们归还燕云失地,哪能再给他钱财。”但是,宋真宗一心要和,不顾寇准的反对,派使者曹利用到辽营谈判议和条件。曹利用临走的时候,宋真宗叮嘱他说:“如果他们要赔款,迫不得已,就是每年一百万也答应算了。”寇准在旁边听了很痛心,只是当着真宗面不便再争。曹利用离开行营,寇准紧紧跟在后面,一出门,一把抓住曹利用的手说:“赔款数目不能超过三十万,否则回来的时候,我要你的脑袋!”曹利用到了辽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定下来,由宋朝每年给辽朝银绢三十万。

      曹利用回到行营,宋真宗正在吃饭,不能马上接见。真宗急着要知道谈判结果,就叫小太监出来间曹利用到底答应了多少。曹利用觉得这是国家机密,一定要面奏。太监要他说个大概,曹利用没法,只好伸出三个指头做了个手势。太监向真宗一回报,宋真宗以为曹利用答应的赔款数目是三百万,不禁惊叫起来:“这么多!”他略略想了一下,又轻松起来,说:“能够了结一件大事,也就算了。”他吃完饭,就让曹利用进来详细汇报。当曹利用说出答应的银绢数目是三十万的时候,宋真宗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直称赞曹利用办事能干。接着宋辽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朝每年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这笔巨额赔款,长期成为北宋人民额外的沉重负担。历史上把这次和议叫做“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后,辽一方面由于内部统治不稳,另一方面也感到难以打败宋朝,所以不再举兵南下,宋辽两国的战事基本结束,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此后的100多年间,宋辽大体上维持着和平状态。

    2.庆历新政


      澶渊之盟之后,宋廷积弱,农民起义犹如山雨欲来,而宰相吕夷简对此束手无策。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与宰相章得象同时执政,任命富弼、韩琦等为枢密副使。这一班朝臣中,当时名士居多,士大夫交口称赞,以为可以有所作为了。

      九月,仁宗颁布手诏,点名要求他新提拔的范仲淹、韩琦和富弼条陈奏闻可以实行的“当世急务”,数日以后,范仲淹就呈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标志着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而这篇《条陈》则被视为这场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他所条陈的十件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日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其内容大体可以归纳为整顿吏治(一、二、三、四、五、九、十诸条)、发展经济(六、八两条)和加强军备(第七条)三个方面,可见这是一次以吏治整顿为中心的政治改革。

      宋仁宗采纳了这些意见,连续颁布几道诏令,规定:

      一、改革文官3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

      二、严格恩荫制。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

      三、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操行。

      四、慎选地方长官。由中书、枢密院慎选各路、州的长官。由各路、州长官慎选各县的长官,择其举主多者尽先差补。

      五、改进职田法。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

      六、“减徭役”。将西京河南府的五县废为镇,又析王屋县并入河南府,以精简乡村投入。范仲淹、富弼提出“厚农桑”,“修武备”等建议则并未实施。

      庆历新政的推行,虽然主要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但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却不能不触犯那些在因循腐败的官僚制度中获得利益的势官权贵的利益。

      范仲淹与吕夷简矛盾发生后,宋仁宗于公元1038年诏诫百官朋党,对范仲淹早就存有戒心。到公元1045年初,范仲淹、富弼被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都被贬官到地方任职,已经颁行的磨勘(考绩)、荫子等新法也被宣布作废,“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便夭折。

    3.包青天


      近千年来,包公在历代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是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包青天。今天,包公的形象仍然活跃于戏曲、小说和民间传说里。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年幼时便以勤学闻名,成年后更以孝行达于乡里。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中甲科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今江西水修)。因父母年事已高,他请求在合肥附近就职,遂改授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但由于父母不愿随他赴任而辞官,回乡侍养双亲。直到父母去世后,包拯才出来做官。

      不久,他出知天长县(今属安徽),在这里他很快就以处理“牛舌案”,而显示出断讼执法的明敏正直。某日,有一农夫至县衙告状,说昨夜歹徒割去其家耕牛的舌头,请求追查罪犯。包拯认为割去牛舌并无任何财利可图,故推断此事必是仇家的报复行为。于是,让农夫私下里将牛屠宰掉,在市面上卖肉以引罪犯上钩。因为,根据宋代法律规定:宰杀耕牛是犯法行为。不出包拯所料,割牛舌的仇家见牛主宰牛售肉,想让官府治他的罪,果然前往县衙首告,自然自投罗网,疑案立破。包拯善于审案的名声就此传开。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祜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以后流传日广,形成丰富的传说。

      历史上的包拯,不愧为值得肯定与歌颂的政治家、改革家与律专家。他为民请命的一生,将永远使人怀念。

    4.熙宁新法


      仁宗做了四十年皇帝,没有改革的决心,国家越来越衰弱下去。他没有儿子,死后由一个皇族子弟做他的继承人,这就是宋英宗。英宗即位四年驾崩。太子赵顼即位,这就是宋神宗。

      神宗即位第三天,三司使韩绛奏报:自仁宗朝宋夏战争以来,征调财力,动用国库,“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他这才知道自己继承的是怎样一副摊子。

      不过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奋发有为的当口,神宗决心把国家治理得国富兵强。他求治心切,对当时的元老大臣寄予很大的期望。即位次年,他召见前宰相富弼,问以边事,富弼对他说:“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再问治道,回答是“安内为先”。而司马光所能提供的治国忠告只有“官人、信赏、必罚”六个字,也似乎有点空泛。对朝廷旧臣,神宗未免失望。

      实际上,宋朝积贫积弱由来已久。所谓积贫是指国家财政人不敷出,庆历以后每年赤字在三百万贯,治平二年(1065年)差额扩大到一千五百七十万贯。而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数量不断攀升的冗官和冗兵。宋朝为达到权力分散的目的,官僚机构牵制重叠,“事即依旧公事,人即加倍添人”,冗官不可避免。所谓积弱,是指宋代不断扩大的军队,却在与辽、夏冲突中一再处于劣势,康定、庆历年间的宋夏战争实在令宋人气短。

      在农业社会的土地问题上,宋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到仁宗后期,大官富姓占田无限,这种土地兼并趋势与天灾人祸相结合,迫使大批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跌破贫困生存线。不仅如此,兼并大量土地的官绅形势户还凭借特权逃避税役负担,据治平年间统计,全国土地中,“赋租不加者,十居其七”。土地兼并和赋役不均的直接后果,就是从仁宗中期起,铤而走险的农民与士兵“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

      神宗看到国家的不景气情况,有心改革一番,可是他周围的人,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就是像富弼这样支持过新政的人,也变得暮气沉沉。宋神宗想,要改革现状,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就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

      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抚州临川人。他年轻时候,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二十岁中进士,就做了几任地方官。他在鄞县当县官的时候,正逢到那里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穷人的口粮接不上,他就打开官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秋收以后,要他们加上官定的利息偿还。这样做,农民可以不再受大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日子比较好过一些。

      王安石做了二十年地方官,名声越来越大。宋仁宗曾调他到京城当管理财政的官,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上了一份万言书,提出他对改革财政的主张。宋仁宗刚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一听到要改革就头疼,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一边。王安石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跟一些大臣又合不来,他就趁母亲去世的时机,辞职回家。此次接到宋神宗召见的命令,就应召上京,王安石一到京城,宋神宗就叫他单独进宫谈话。神宗一见面就问他说:“你看要治理国家,该从哪儿着手?”王安石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法制开始。

      公元1069年,宋神宗把王安石提升为副宰相,开始改革变法。王安石的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增加固家收入,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宋神宗询问对策,王安石坦然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事,这就可说是防止天变了。陛下征询下面的意见,这就是照顾到舆论了;再说,人们的话也有错误的,只要我们做的合乎道理,又何必怕人议论。至于祖宗老规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

      王安石坚持变法,但是宋神宗并不像他那么坚决,听到反对的人不少,就动摇起来。公元1074年,河北闹了一次大旱灾,一连十个月没下雨,农民断了粮食,到处逃荒。宋神宗正为这个发愁,有一个官员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要求神宗把王安石撤职。宋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只是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都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迫神宗停止新法。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宋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东京,到江宁府去休养。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这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宋神宗 又慌了,要大臣对朝政提意见。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要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王安石没办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到公元1076年春天,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返回江宁府去了。到宋神宗逝世以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掌握了政权,废除了新法,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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