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震、惠栋:乾嘉学派擎旗人

  • 发布时间:2018-01-02 20:53 浏览:加载中
  • 第一节


      佛说一切有情,四大生死,皆循四相:众缘和合而起现相,曰“成”;达到圆满程利,曰“住”;众缘渐渐消散,曰“坏”;消散至究竟,曰“空”。

      站在一个足够可以鸟瞰的高度,来整体性打量中国儒家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不管是两汉经学、魏晋玄学,还是宋明道学,每个阶段都存在这样一个流转“四相”——悄然萌发,蔚为大观,渐趋末流,走向灭亡。

      在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清初学者,开风气之先,主张实证,力倡经世致用之学,后继以颜元、阎若璩、胡渭等人对儒家经典的苦考深研,掀起疑经学风,有清一代的学术风尚渐行渐阔,终于在乾隆嘉庆时期,以乾嘉学派的出现为标志,中国儒学再次转身,走上清代朴学或曰考据之学新旅。

      “化工放出江头路,沙水冷相宜。东风自此,别开红紫,是处芳菲。”清代学术自此别开洞壑,景象全新,绽放出全盛之期的“住”相。乾嘉汉学从吴、皖之地,辐射整个辽阔的中国。一时间,研经探史、辨物析名之风大为勃兴,详征博考、爬梳钩沉成一代学术热潮,甚至,举国出现了“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学术热闹场景。

      惠栋、戴震,分别以乾嘉学术重要主干的“吴派”、“皖派”领袖身份,屹立在其时,他们无疑是这个风起云涌的学术时代的擎旗之人。

      惠栋,字定宇,号松崖,江苏吴县人。生于公元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死于公元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学者称其为小红豆先生。

      提起吴地,便不能不令人想起发清学之端的顾炎武。正是他的博学于文,参证经训,讲求音韵,勤搜广辑,深深影响了这片向来崇文向学的土地,最终使这里成为波荡全国的乾嘉学风的重要发源地,并走出了代表人物——惠栋。

      顾炎武倡导“六经”研究,但他的学术旨趣却是以宋代理学为背景的,而以惠栋为嚆矢的吴派学术,却摈弃宋明理学,直接回归到两汉经学。因而后者的学术又自成体系,具有开宗立户的首创意义。

      清代学者任兆麟这样说:“吴中以经术教授世其家者,咸称惠氏。惠氏之学大都考据古注疏之说,而疏通证明之,与六籍之载相切。传至定宇先生,则尤其著纂,卓卓成一家言,为海内谈经者所宗。”

      这就点明了一点,惠栋之学虽衍顾炎武余续,但更多是受家学影响,而且到他这里才自创门派,终成大端。

      惠氏家学的确深自有源。

      《清史稿》以难有的详尽笔墨叙述了其渊源家学。而且看惠氏一门的治学,即能管窥出清初至乾嘉前期学术风气的演进过程。

      其曾祖父惠有声,曾以“九经”教授乡里;

      祖父惠周惕,受业于汪琬,邃于经学,为文章有榘度,著有《易传问》、《春秋问》、《三礼问》,被当时督学江南的田雯赞为:“其论采于六经,旁搜博取,疏通证明,虽一字一句必求所有而改其义类,晰其是非,盖有汉儒之博而非附会。”(《研溪先生〈诗说〉序》)他在清初首倡汉学,被学者称为老红豆先生;

      父亲惠士奇,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官,“盛年兼治经史,晚年尤邃于经学”,撰写《易说》、《礼说》、《春秋说》,多有独家发明。他对经义的解说,已经格外注重起考释,认为汉代去古未远,更接近孔孟,所以解经不可废弃汉法,“周秦诸子……皆可引为《礼经》之证”。他被学者称为红豆先生。

      吴地学术传承向来有着这样的传统,即以血缘为脉络形成组织形态,代代相传,终成其大。比如江声、江镠、江沅祖孙三代致力于小学文字研究,钱大昕、钱大昭兄弟及其子辈钱东壁、钱东塾、钱塘、钱坫、钱东、钱铎、钱侗,一门皆治古学,有“嘉定九钱”的美誉。

      背着书箧,跨过门槛,外出就师,当然是一种求学常态,但大门一关,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自成体系的学术系统。这确实是吴地让人惊讶的文化现象。

      血缘谱系,同时成了师承图谱。几代人究心于同一项学术事业,始终孜孜不倦,贯穿钩穴,口诵澜翻,执经问难,砥砺切磋。一代代人接力为之,在其家族内部形成一个特色鲜明的深厚家学。

      由惠栋上溯至其曾祖,惠家四世传经不息,后浪不断劲推前浪,新蕊摧压旧花。这其实已经在宣告,在“一门三红豆”的惠家,小红豆先生惠栋将要抵达的学术高度。

      《清史稿?儒林列传》说惠栋:“自幼笃志向学,家多藏书,日夜讲诵。于经、史、诸子、稗官野乘及七经毖纬之学,靡不津逮。小学本《尔雅》,六书本《说文》,余及急就章,经典释文,汉、魏碑碣,自玉篇、广韵而下勿论也。”

      个人聪颖惠达,勤学善悟,再加上家学渊源,这于一个学者而言,就像丰沛的阳光、充足的水分、肥沃的土壤之于一颗松树种子,属于它的挺拔、参天、葱郁、遒劲,都只是时间的问题。

      惠士奇任湖广乡试正考官、广东学政提督等职时,惠栋跟随乃父宦游湖广,遍结当地俊彦,名声已经大著。

      雍正初年,惠士奇因上疏忤逆雍正,“入对不称旨”,被罚掏自家腰包修镇江城墙。以一己家产,怎么能够承担如此浩大的修城工程呢?雍正刻薄寡恩、作弄臣下的心态,可见一斑。但,惠栋不得不为筹钱而四方奔波,“饥寒困顿,甚于寒素”。后来,惠士奇“以产尽停工削籍”,这才罢了。惠家也自此家道中落,陷于贫困之中。

      这件事对惠栋触动极大,让他在心里埋下了仇视这个政体的种子。

      乾隆九年参加乡试,他由于拒绝用程朱理学语录来作八股之文,“以用《汉书》为考官所黜”。对政体与科举的双重失望,使他遂绝意仕进,确立了终身不仕、一心向学的人生志向。

      虽然厄于贫穷,甑尘常满,但他神情晏如,安之若素。中年之后,他开始课徒自给的穷苦塾师生涯,“陋巷屡空,处之坦然。雅爱典籍,得一善本,倾囊弗惜,或借读手钞,校勘精审,于古书之真伪,了然若辨黑白”(钱大昕《惠先生栋传》)。

      否极泰来,这永远是人生的辩证法。

      顾炎武在四十五岁那年,家遭突变,他从此孑然一身,遍走天涯,归庄曾为此不无感慨地说:“使兄不遇讼、不避仇、不破家,则一江南富人之有文才者耳,岂能身涉万里,名满天下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否也应该庆幸惠栋所遭受的人生磨难?

    第二节


      一个人的遭际,永远是以他所生活的时代为背景的。

      貌似偶然的个人命运,其实往往也是同时代人的集体命运。在康熙一朝,由于康熙本人的豁达大度,宏纳众流,以及清朝刚刚入主中原,出于政治考虑,对知识分子采取笼络体恤政策,乃至出现了一大批誓死捍卫前朝的遗民。因而在那时,学界可以大胆放言,学术空气自由而活跃。

      但走至雍正、乾隆时期,就完全不是这样了。

      此时的大清政权已经牢固握在手中,皇帝没有了初来乍到时的种种担心与忧虑。雍正本人又天性阴鸷刻薄,寡恩多疑。而且,在其阴谋篡夺帝位后,为示威天下以自固,不断加强舆论钳制,不惜罗织罪状,大兴文字之狱。

      他到孔庙祭祀,亲自下跪,甚至将原先孔子诞辰日所举行的中祀礼,改为与康熙帝诞辰礼相同的大祀,但这种尊孔重儒,更多的是为了表演,再准确的说是为他本人政治需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圣人之道,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与天地共悠久也。”

      因而,面对儒家文化和士人,他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人格:一方面,高举尊孔大旗,高张儒帜;一方面营构祸心,打击士人,将屠刀向书生的头颅野蛮挥去。

      这中间,他很是制造了几起在中国史中都属罕见的文字冤狱:

      ——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的汪景祺,因在书中并无恶意地讥笑了康熙帝的书法,还非议了康熙帝的谥号和雍正的年号问题,被雍正按大不敬律处斩。

      ——侍讲钱名世,曾在年羹尧圣眷优隆、炙手可热时,向之赋诗献媚,充其量也就一趋炎附势的无聊文人,但因年羹尧是雍正的掌中刺,因此雍正的怒火也殃及钱名世身上。刻毒的雍正,不但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原籍,更别出心裁地亲自写下“名教罪人”四个字,让该地方官制成匾额,张挂在钱名世的家门口。更出格的是,雍正还命令所有在京官员集体作诗讥讽钱名世,而且还让钱名世将这些诗收集起来,自己掏钱刊印成《名教罪人诗》散发。

      ——雍正七年,陆生柟著《通鉴论》,因涉及当朝“朋党之争”这一敏感话题,雍正说他“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于是下令正法。陪绑者是监察御史谢济世,他的罪名是批注《大学》时,对宋明理学多有责难,“毁谤程朱”。

      ——曾静案发受审时,交代自己深受吕留良思想影响,雍正于是将死去的吕留良开棺戮尸,并处死其子孙,将其家属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吕留良案发之后,徐骏因所写诗中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一句,被人揭发是怀明反清,雍正将其斩决。吴茂育作《求志编》中,文末用干支纪年,没有署雍正年号,被人告发,雍正责令“严加审究,毋涉疏纵”。

      继雍正之后的乾隆,更是将文字狱推向极致。

      为政伊始,乾隆对其父的峻严高压政策及其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还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所以,他信誓旦旦地表示:“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以发生在乾隆十六年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为开端,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变,文化政策开始从宽缓向严猛陡转,借此剪除鄂尔泰、张廷玉等重臣,并对政治异己力量清算,从而大掀文字狱高潮。

      他首先是对著有《坚磨生诗钞》的胡中藻下手,指责其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是故意在“清”前加“浊”,属于肺腑难测;诗句“下眼训平夷”,又被望文生义地认为是骂皇帝识力卑下;而“记出西林第一门”一句,又被生硬指责为“攀援门户,恬不知耻”。最后,胡中藻被斩,因之被杀的还有鄂昌。

      以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为标志,乾隆还掀开了全国性的禁书运动,开始禁锢思想,钳制舆论。仅从乾隆四十二年到四十八年之间,有案可考的文字狱就多达五十余起,其波及人数之多,密集度之高,令人咂舌。

      从雍正到乾隆,满清文字狱在“圣心独裁”下持续了近百年,其手段之毒辣,诛杀之凶残,打击之峻厉,株连之广密,处罚之残酷,在世界史中也属绝无仅有。就连以酷烈、残暴臭名昭著的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都难以与之比拟。

      由之在民众中产生的极坏影响是,借政治之势,嫁祸于人,告密成风,使得人心大坏,彼此猜忌,人人自危。国家的道德体系,社会的良心系统,因之遭到重创。

      思想被控制,舆论被钳制,祸起萧墙,动辄得咎。那么,出于自保的士人,便只有万马齐喑,鸦雀无声。

      宋朝时,经历了“乌台诗案”后的苏轼,学乖了,也学聪明了,他在《赠孙莘老》诗中发牢骚泄愤:“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

      而在文字狱大兴的雍正、乾隆治下,文士学者们就连东坡这样的牢骚也不敢发,当然就更不敢非汤武而薄周孔,针砭时弊,批评当朝了。

      那么,再也不敢非议程朱、置喙道学的他们,何以遣有涯之生?

      只有一途,钻进故纸堆里搜罗爬剔,为经典做番纯学术的考据工作。这很像晚年的陈寅恪钟情于柳如是,沈从文耽心于服饰,都是严峻的政治环境使然。

    第三节


      和惠栋一样,戴震也出生在这个时代。

      戴震,字东原、慎修,号杲溪,安徽休宁(今屯溪)人。生于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七七年。

      戴震自幼聪敏过人,就师读书,过目成诵,记忆惊人,每日背诵数千言而不肯休。戴震自己就说,他尚年幼时就对《十三经注疏》“不能尽记,经及注,则无不能倍诵”。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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