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自珍、魏源的故事与评价——时代的惊雷与闪电

  • 发布时间:2018-01-02 20:59 浏览:加载中

  • 第一节


      当乌云压顶,狂风怒作,飞沙走石,屋瓦纷起,剧变的天象会提醒人们,紧闭门窗,赶快躲避,因为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如若阳光和煦,云淡天高,日丽风清,慵懒地躺在金色沙滩之上,享受着惬意假日的人们因没有天气的征兆,将永不会知道,一场可怕的海啸正从不远处向这里急遽扑来,灾难骤至。

      当历史步入十八世纪,身置“康乾盛世”的中国人,视国力孱弱、科技落后、兵备松懈、吏治腐败等等于不顾,只是一味地自我陶醉在天朝大国、民丰物阜的精神幻境之中。而此时,列强的铁甲兵舰已经起航,他们龇开獠牙,正向自大而臃肿的东方扑来。

      在这充斥着麻痹与懈怠、醉生和梦死的沙滩上,有两个人却无比清醒。他们站在人群的高处,以超越时代的政治敏感,提前捕捉到了潜在的凶讯,并起而惊呼,大声向国民呐喊:飓风就要来临,大厦岌岌可危!

      在列强将至、国运日衰的风起云涌的历史大变动前夕,他们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危机,倡言革新求变,强调经世致用,主张个性解放。因之,黑暗而沉闷的中国思想天空透出了第一丝光亮,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序幕陡然被拉开。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中说:“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不得不远溯龚、魏。”

      龚,即龚自珍;魏,则魏源。

      康乾盛世,至今仍然是影视剧导演们的魂牵梦萦所在。很少直接阅读史书的大众,则嚼着这类垃圾食品来汲取他们贫瘠的历史营养。于是,“康乾”便在大众的脑海中真正“盛世”了起来。

      其实,“康乾盛世”只是清王朝自诩的一个政绩。从历史学定义,这个时期起于康熙二十年的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的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前后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一十五年。在此期间,大清的确呈现出社会稳定祥和、经济快速发展、疆界风平浪静等等貌似繁荣的外在景象。

      但,这个所谓的“盛世”,只是关起门来的孤芳自赏,属于一种病态自认,与此前历史上的“文景”、“开皇”、“贞观”、“开元”等盛世相比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将眼光对准此时的世界,就会发现,大清所谓的这个“盛世”,其实是多么落后与腐朽!

      这时,以凯伊?约翰发明飞梭、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肇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席卷整个欧洲。由之,在生产技术、思维观念、价值取向、社会关系乃至世界格局等诸多方面,对世界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几乎与之同时,以雾月政变为终结标志的法国大革命落下帷幕,君主封建制土崩瓦解,西方旧有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民主思想所取代,思想启蒙运动以风卷残云之势日益深入人心。

      马克思曾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中说:“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他们本身所发生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这位大胡子思想者,同时又在《鸦片贸易史》中,对无视世界大局、一味闭关锁国的满清政府表达了深切的无奈叹息:“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

      实行文化钳制政策,制造文字狱,闭关锁国,以天朝为中心,睥睨四夷,妄自尊大的清王朝,无可奈何地衰落了。不管是政治制度、科技水平、生产技术,还是思想观念、价值尺度,都已经被西方世界远远甩在了后面。

      历史上长久以来的华夷之辩,使得国人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国居天下之中心,处于万方来朝的至尊地位,其余则是夷狄,属于被天朝教化恩典的对象。

      因无知而自大,因自大而更加无知。这种畸变的世界观和地理观,形成了坚硬而牢固的华尊夷卑思想。请看几个发生在当时的令人瞠目结舌的事例:

      公元一五八四年,当利玛窦第一次在广东肇庆向国人展示世界地图时,国人对这个地图不将中国放在中央,而是推到东方一角,表达了愤怒与抗议。为了迎合中国人,利玛窦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

      到了公元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奉英王乔治三世之命,以补贺乾隆八十寿辰为名,前来要求与中国通商。此时,清廷之中甚至几乎无人知道,“英夷”究竟在何方。

      代表十八世纪中国学术和认知最高水平的《四库全书总目》,仍将“英吉利”、“意大利亚”、“佛朗机”等西方国家视为“藩属”,纳入在大清帝国的朝贡系统之内。所以,当马戛尔尼没有向乾隆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后,他的通商要求被断然拒绝。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乾隆回复英王的“敕谕”:“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针对其所提通商要求,他极端傲慢地回答道:“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困扰大清的,还不光是无知与狂妄。

      到乾隆末年,尤其是到嘉、道之际,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吏治严重败坏,权贵穷奢极欲,官僚阶层寡廉鲜耻,盘剥搜刮,使得民不聊生,流民转徙,怨声载道。在官与民之间已经形成了严峻的对峙局面,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被称为“道光四子”之一的张际亮就说,此时的清朝官吏“鹰羶遍野,豺狼噬人”,他悲愤地发出天问:“此等凶惨之状,不知天日何在,雷霆何在,鬼神又何在!”

      尽管此时列强的军舰还没有劈波斩浪而来,向这个暮霭沉沉的帝国发射出第一枚令人魂飞魄散的炸弹,但种种社会危机已经如绳索一样紧紧扼住了它的咽喉,而它高竖的衣领,却仍体面地遮盖着被勒紧的颈项。

      龚自珍与魏源,就生活在这个暮霭沉沉、气息奄奄的黄昏时分。

    第二节


      龚自珍,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字璱人,号定盦,后更名易简、巩祚,字伯定,号定庵,晚年号羽琌山民。生于公元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卒于公元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

      杭州,钟灵毓秀,人文荟萃,俊彦频出,例产霸才。

      龚自珍又恰出生在一个诗书簪缨之家。其过继祖父龚敬身,官至礼部司事,云南兵备道,著有《桂阴山房遗稿》。祖父龚禔身,为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父亲龚丽正是嘉庆进士,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补注》、《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其外祖父则是大名鼎鼎的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母亲段驯亦有着极高的文学修养,著有《绿华吟榭诗草》。

      对于自己出生的这个诗翰兼擅、学问与功名并举的诗宦之门,龚自珍曾不无自豪地说,“廉锷非关上帝才,百年淬厉电光开。”他自负也自谦地认为,自己的才华不是天生,乃龚氏家族几代人经百年递相磨砺,最终孕育而出。

      这样的说法当然不无道理,却也不能据此忽略了他幼年早慧的天纵之聪,以及少抱远志的旷达雄心。

      有着如此优渥的学习成长环境,加之他自己颖悟早慧,勤奋向学,龚自珍在很早就开始广泛涉猎经史诗文,而且博学多能。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龚自珍取学“博杂多方,而皆有所承”。

      十二岁时,姥爷段玉裁教授他以许慎的《说文解字》,由此,打开了他通向古文经学及考据的门径。十三岁时,龚自珍即作自己第一部文集《知觉辨》;十五岁时,开始为自己的诗集编年;十九岁倚声填词,到二十一岁即有词集《怀人馆词》问世。

      段玉裁为外孙的词集作序时,曾喜不自禁地称之:“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

      但,如此博学多能的龚自珍,在清王朝机械、刻板的八股取士考场上却显得左支右绌,十分狼狈。他一生先后四次参加乡试,六次参加会试,直到三十八岁那年才考中进士。

      与悲吟“独向陇头悲燕雀,凭谁为解子云嘲”的蒲松龄相比,龚自珍还是幸运的。蒲松龄十九岁应童子试,连取县、府、道三个“第一”,从此就屡试不第,直至七十一岁才成为岁贡生。熬场半生,萧条无成,自叹命运不济的蒲留仙,只好坐在豆棚瓜架下,厌作人间之语,爱听秋坟鬼唱,撰著出一部千古名著《聊斋志异》。

      而龚自珍却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屡考不中生涯里,养就了一腔郁愤孤傲的书生狂性,他自我形象地总结为:“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

      箫与剑,一柔一刚,一哀怨悱恻以发柔情,一昂扬奋发以扬雄心,将剑胆与箫心两种审美人格俱负一己之身,从中已可窥见龚自珍的人生取向。

    第三节


      《清史稿?文苑三传》里,有这么一行字:“巩祚才气横越,其举动不依恒格,时近俶诡。”

      来看看他是如何放诞自任、狂傲不羁的:

      与朋友在一起看戏时,朋友历数龚家学术渊源,讲到其父龚丽正时,龚自珍点点头说:“稍通气。”提到做翰林的叔父龚守正时,他点评:“一窍不通。”——对待才华卓著的自家长辈,如此。

      公元一八二九年,参加廷试中,他最早交卷出场,朋友祝贺他:“君定大魁。”他却嗤之以鼻地说:“看伊家国运何如!”——对待凛然不可冒犯的当今帝王,如此。

      中进士后参加殿试时,面对《安边绥远》这个题目,他忘记了这是在极重要的考场,而是手随心想,放肆陈言,直陈朝政得失。他下笔之大胆无忌吓坏了考官,最终以“楷法不中程”,即书法不好为名,被列为末等,未进翰林。因此事,愤愤回到家中的龚自珍,让家中妻妾、女仆、丫鬟全部练习“馆阁体”书法,然后他对人讲:“当今翰林不足挂齿,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对待朝廷翰林,如此。

      寓居京城仁钱馆魁星阁时,其阁上层供魁星,中间供孔子,下层住客人。他兴之所至,手写一联于柱:“告东鲁圣人,有鳏在下;闻西方佛说,非法出精。”将“非法出精”四字安置在佛说之后,确乎是在亵渎圣灵了。——对待世人尊奉的佛祖,如此。

      《长恨歌》中有描写杨贵妃“回头一笑百媚生”一句,他说这句诗是形容勾栏娼妓之词,据此贬斥白居易为“千古恶诗之祖”。——对待千古名作和不朽诗人,如此。

      对他,已经不是简单的一句负气伉爽、不肯少阿流俗可以概括得了。端的是狂放傲纵,不可形容!

      龚自珍曾作一句诗进行自我写照:“门寒地远性傥荡,出门无阶媚天子。”

      分析这种性格成因,应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期。少年时的龚自珍天分过人,灵根慧性,对音乐有极深的领悟力。张祖廉在《定庵先生年谱外纪》中说他:“童时居湖上,有小楼在六桥幽窈之际,尝于春夜梳双丫髻,衣淡黄衫,倚阑吹笛,歌东坡《洞仙歌》词,观者艳之。”

      旖旎音乐与豪壮诗文双重熏陶下的他,呈现出对比鲜明的两种人格,那就是,侠骨与柔肠并存,雄奇与哀艳并蓄。

      一方面性格豪雄,大气开合,不管不顾,我行我素;一方面又纤细柔婉,多愁善感,不能自已,如他自道:“我生受之天,哀乐恒过人。”

      张祖廉曾用文字为龚自珍画过像:“先生广额巉颐,戟髯炬目,兴酣,喜自击其腕。善高吟,渊渊若出金石……与同志纵谈天下事,风发泉涌,有不堪一世之意。”可见,少年时的他,虽然性情焯厉,但也只是慨叹时势,纵论天下,还并不是特别地狂诞放任。

      他真正“不依恒格,时近俶诡”地狂起来,是步入青年时期才有的事。再准确一些说,是在科场上接连遭遇滑铁卢,屡屡蹭蹬失意之后,才渐渐滋生而出的。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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